■杨慧林

  季羡林先生归隐道山，被媒体称为“一个时代的结束”。而季先生不仅有文章著述令人仰止，不仅有无数弟子受惠，其实在他的学问之外，还有另一层亲和力和感召力。那已不是大师的盛名所能解释的，却更是出自一个读书人的本色。老实说，在与季先生的有限接触中，我并未体会出什么微言大义，倒是有几个没有多少“符号意义”的细节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如果其中确曾透露着犀利而又宽容、敏锐而又平和的智者风范，那么我看它未必只能属于大师，却应该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效法的，也应该成为读书人最基本的品格。

  季先生的毛笔字疏朗遒劲，藏者甚多。我未敢替自己索要过，但是曾因为两件特别的事情请季先生题写过两幅字。一次是在赵澧先生去世后受命去找季先生，季先生不仅为赵澧先生的纪念文集题写了长长一段话，还特别提到当年不知道赵澧先生亦于1949年以前留学美国，误以为在中文系治西学者都不通外文，等等。其言辞之恳切，着实让我感动。

  另一次请季先生题词，就有些离谱了。想来那已是20年前，一位曾经翻译《荆棘鸟》的好友突发奇想，立志编辑一套关于西学的“大书”，于是“差”我去季先生家索字。现在我已经很难想象，当时怎么就会风风火火地跑了一趟？只记得季先生听我说罢缘由未动声色，立刻为那位朋友题写了书名。然而据我所知，这幅字可能是那套“大书”的唯一成果，此后竟再无下文，害得我很久不敢见季先生，生怕他问及此事。后来我猜想：以季先生的智慧和阅历，怎么会看不透此等离谱的事情？恐怕只是经历过后便已“放下”，不想挑破而已。有人说季先生在晚年已经“不会说不”，其实据我本人的感受，至少在20年前他已是如此。不过季先生的“不会说不”倒是给了我另一种教训，乃至我绝不再掺合这类“大书”。

  所谓的“不会说不”，似乎是在描述一位好好先生或者“口不臧否人物”的隐士。但凡接触过季先生的人，当知道他断非如此。也许恰恰相反，季先生的某些直接批评甚至会坦率得惊人，而且往往是随性而为、率性而出，未必如常人所料，经过了什么深思熟虑。比如他在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某次年会上的发言，比如他为一位资深学者写的序言，比如他的“三十年河西、三十年河东”之论，都曾引起一片哗然。就我个人的接触而言，季先生有过两次“臧否人物”让我印象至深。

  一次是谈及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学者，究竟哪一部分人使用外文文献的能力更强。恕我避嫌，当时的一些话实在是不宜落在文字上的。我只能说季先生沉吟良久，最后为这次谈话作了一个了结。时间已久，用直接引语恐不合适，但我记得很清楚，季先生的大意如下：他们让我担任一份外国文学刊物的主编，就像让我坐在火山口上一样，什么时候爆发都不知道。我曾经仔细校对过一篇译文的第一页，最后都弄不清楚是我不懂英文还是那位很著名的译者不懂英文。我提出了异议，但是最终那篇译文还是被刊发了。事隔多年，言犹在耳，而当今学界“坐在火山口”的又岂止译者和编者呢？

  另一次是季先生谈及宗教学领域的专家。我发现他的坦率批评其实又很宽容，绝非一味苛责。比如他谈到两位极负盛名的大家退出一个宗教学的专家组，认为这是自知之明。说实话，他能这样提及两位德高望重的人物，令我颇感吃惊。而谈到当时已被许多年轻人不屑一顾的《中国基督教史纲》，季先生却认定“这部书虽然没写完，但是杨真是有学问的”。若干年后我在比利时与赵复三先生为邻，也知道杨真就是赵复三先生的笔名，于是向赵先生转述了季先生的话。赵先生也像季先生谈及翻译问题时那样沉吟良久，最后说：“其实这半部书不能算是我一个人写的。”我对赵复三先生的才华极为钦佩，也完全明白他的苦衷，而为什么赵先生自己并不满意的书能够得到季先生的好评？我想季先生的标准也许很简单，以书论人、以书识才、以书辨世，从而才有英雄相惜和同情的理解。

  我有幸结识的前辈，大多率真而散淡。因此，我觉得怀念他们的文字最忌“宏大叙事”。谨以如上的细节表达我的敬意，我也相信这些琐碎的细节并不亚于季先生巨大的学术成就，当同样延续着他的生命。

  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